妙手云医
近日，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（试行第五版）》公布，在重型、危重型病人治疗的其他治疗措施中，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可采用恢复期血浆治疗”。
虽然短短10个字，但却大有门道。因为，人人期盼的“特效药”——抗体，就在康复者的血液里。
所谓抗体，就是我们体内一大群叫做B细胞的免疫细胞产生的蛋白质，它能特异性地识别并帮助机体清除病原体。
在病原体被清除后，这些特异性的抗体还会在人体内存在一定时间。因此，理论上，从康复者的血液里获得这些抗体，再注射给重型、危重型病人，就有可能帮助病人战胜病毒。
那么，这种疗法在实际应用中到底可不可行呢？我们不妨翻开人类抗击传染病的历史，去探寻其中的奥秘。
千万儿童的救世主
其实用抗体治疗传染病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早在100多年前就有人开始尝试这种方法了。
故事要回到19世纪，在那个没有多少疫苗可以接种的年代，小朋友从生下来就要面对很多传染病的威胁。
其中，白喉可谓“儿童杀手”。当时，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1%是由白喉引起的，在欧美地区，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%。
所以谁要是能找到治疗白喉的方法，那可当真是儿童的“救世主”了。而这个人就是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，德国科学家贝林（Emil Adolf von Behring）
1890年，贝林和日本科学家北里柴三郎（Shibasaburo Kitasato），用白喉外毒素免疫豚鼠、兔子等动物，发现动物血清中产生了一种保护其他动物免受白喉感染的物质，他们把它称为抗毒素。
实际上，抗毒素就是一种抗体。
在发现抗毒素的第二年，贝林大胆地开展了临床试验。然而由于血清中的抗毒素纯度不高且含量较少，只有很少的患儿能用上白喉抗毒素。
这时，另一位德国科学家埃尔利希（Paul Erlich）开发出了更优的纯化方法，让白喉抗毒素的质量更高；再加上他们开始采用马血清制备白喉抗毒素，大大提高了产量，有越来越多的儿童获得了治疗。
189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，接受白喉抗毒素治疗的220名儿童中，77%的人被治愈了。并且越早治疗效果越好——那些在白喉确诊2天内就用上抗毒素的儿童，治愈率更是高达100%。
就这样，无数的白喉患儿得到了救治，贝林也开创了抗体治疗的先河。
在贝林的启发下，抗体治疗在20世纪上半叶备受推崇，在麻疹、脊髓灰质炎、肺炎球菌感染等传染病治疗中都有它的身影。而这些临床实践不但给病人带来了益处，也加深了人们对抗体的了解。
随着二战期间青霉素的发现，医生们渐渐对采用抗体治疗细菌感染失去了兴趣。但是，科学家们对抗体的研究还在继续。
尤其是在70年代单克隆抗体技术的诞生，让抗体治疗得以大规模应用。在抗病毒治疗领域，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90年代末上市的帕利珠单抗（palivizumab），它能够用于婴儿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的治疗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些抗体疗法并不是从人体内获得的抗体。那么，直接从人体内获得抗体再去治疗病人可不可行、有没有用呢？
答案是，可行且很可能有用，但成本大、风险高、操作比较麻烦。
新发传染病的救命稻草
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发传染病，从康复者体内获得恢复期血浆或血清，再输注给其他病人治疗疾病，在很多时候，的确是救命稻草。
早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期间，一些士兵和航海员就接受了康复者血清治疗，取得了不错的疗效。而在上个世纪末，也有零星的报道称恢复期血浆能有效治疗埃博拉出血热。
同样的，在让国人记忆犹新的SARS期间，这种“古老”的疗法也被应用到了临床上。
当时，北京一位74岁的军医在不幸感染SARS后，勇敢尝试了血浆疗法。他在发病的第17天接受了50ml SARS病人恢复期血浆治疗，在第21天就完全康复出院。这样的治疗也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一些医院开展过。
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发生在台湾地区的3名医务工作者在感染SARS后，采取恢复期血浆治疗的故事。
2003年4月22日，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院区爆发SARS疫情，大批疑似感染者被陆续转移至不同的医院进行隔离治疗。
其中，台湾三军总医院收治了20名病人。再加上之前收治的疑似病人，共有157例疑似病人入住该医院，580名医护人员投入到隔离病房中，为病人提供医护服务。
我们知道，医护人员跟病人密切接触，他们感染SARS病毒的风险非常高，而不幸就这样发生了。
5月3日，一名28岁的实习医生出现了发热症状（38℃）。安全起见他采取了自我隔离，单独住在一间宿舍里。
尽管两天后他退烧了，但是到了5月10日，他的体温又达到了37.8℃，随即就被送往了隔离病房。紧接着，这名实习医生出现了咳嗽、全身乏力、咽喉痛等症状。核酸检测证实，他的确得了SARS。
随后，共有89名医护人员被隔离。包括这名实习医生在内，共有7名二十多岁的医护人员确诊了SARS。
在这次疫情结束后，一名44岁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研究SARS冠状病毒的过程中，不幸感染，随后他也入住了台湾三军总医院进行隔离治疗。
这八人在被隔离之初，出现最多的症状为发热（＞38℃）、咳嗽、畏寒、咽喉痛、呕吐等。还有3人在隔离后的4-15天出现了腹泻或呼吸困难，4人的X线胸片出现异常。
其中有两名护士一开始采取了口服利巴韦林和莫西沙星治疗，在出现肺部影像学进展后，二人又接受了甲泼尼龙和免疫球蛋白治疗。
然而这样的治疗还是没有效果，此时她们已经分别隔离治疗10天、11天了，她们的肺部病变更加严重、氧饱和度也在下降。无奈之下，医生给她们紧急输注了恢复期血浆。
另外一名接受恢复期血浆治疗的，则是那位44岁的实验室研究人员。与上面两位护士不同的是，他在确诊SARS后，就开始采用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治疗，同时也自愿加入临床试验，充当“小白鼠”，输注了恢复期血浆。
在输注了恢复期血浆1天后，三人的体温从38℃多降到了37℃以下，并且两名护士的肺部病变明显改善。
3人体内的病毒也被血浆中的抗体基本清除了：在输注恢复期血浆前1小时，他们血液中的病毒载量还分别高达495 × 10^3、76 × 10^3 、650 × 10^3拷贝/ml，但是在输注恢复期血浆24小时后，血液中的病毒就检测不到了。
4/7为护士，8为实验室研究人员
胸部CT扫描和肺功能检测显示，除一名护士有轻微的通气障碍和肺纤维化外，另外两人的肺功能都很正常。最后，他们都健康出院了。
可喜的是，其中一位护士后来怀孕了，出院13个月后诞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。并且在她体内和宝宝体内都检测到了针对SARS冠状病毒的抗体（IgG）。
针对这一情况，医生们认为，宝宝是健康的，因此不太可能是先天感染SARS，而是妈妈体内的抗体传递给了宝宝。
不过研究者也表示，尽管这三人的恢复期血浆治疗是成功的，但是研究的样本量太小，并且还使用了利巴韦林、甲泼尼龙等药物，也不太好解释究竟是哪种药物在起效。
而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，研究者对32项有关恢复期血浆治疗SARS或流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分析，结果发现：虽然多数研究表明，恢复期血浆治疗SARS能降低死亡率，并且越早接受治疗效果越好；但多数研究是病例报告、并没有对照组。
因此，这些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很大偏倚，需要科学设计试验来验证这一疗法的效果。
前路漫漫，道阻且长
除了科学上的问题，我们还需要考虑伦理问题、安全问题等等。
不要忘了这些血浆是来自康复者，是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血浆来拯救他人。因此，必须保证捐献血浆者自身是安全的。
在中国台湾的这次治疗中，捐献血浆的康复者有三人，其中两人是夫妻。他们是在经过严格的评价确保恢复良好、捐献血浆不会对其身体造成损伤后，自愿捐献血浆的。
另外，也必须保证接受血浆治疗者的安全性。在输注血浆前，医生们会对捐献的血浆进行严格的检查。例如，要对血液进行检测，保证血液中不含有乙肝病毒、丙肝病毒、HIV等血液传播病原体，同时保证血液中没有SARS冠状病毒后才将血浆输注给病人。
还需注意的一点是，任何一种新的疗法在临床应用之前，按规定都是要获得临床批件的。上文中所说的中国台湾的这几例恢复期血浆治疗，也是获得了当地卫生部门的紧急临床批准才进行的。
因此，虽然恢复期血浆治疗不失为一种救命药，但是还要谨慎使用。
还有一种新方法是将康复者血液中能产生特异性抗体的B细胞筛选出来，在单细胞水平上获得其编码抗体的基因序列，再通过一定的技术进行重构和表达，最终获得能产生中和病毒的大量抗体的B细胞，再把这些中和抗体输注给病人。
尽管这个法子不如直接输注血浆来得快，但是取血量少，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治疗用的抗体。
当前，有越来越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治愈出院，也还有那么多重症病人在等待更好的治疗。但愿这种疗法也能给那些处在生死边缘的人一些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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